王应睐，著名生物化学家，1907年11月生于福建金门，192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4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研究教授。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9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学院院长（1978年—1984年）。1984年起任名誉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生化学会三届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主编，美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匈牙利、捷克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一）
1907年11月13日，王应睐诞生在福建金门县一个华侨家庭。他二岁丧父，六岁丧母，童年相当辛酸，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养成坚强、发奋的秉性。在兄嫂的持养下，他先在私塾读书，以后进入鼓浪屿著名的英华书院上学。由于他的聪颖与努力，六岁半就读完了九年的课程，接着先后进入福州协和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化学，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校颁发的 “金钥匙”奖。
大学毕业后王应睐在金陵大学任助教。1933年，他进了燕京大学化学研究生院，从事氯仿、甲苯对蛋白酶的作用以及豆浆与牛奶消化率的比较等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鼓浪屿。以后考取庚款留英，于1938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这以后的四十多年研究工作中，王应睐以他的丰富的创造性、敏锐的洞察力、精确的分析与判断，在维生素、血红蛋白、酶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
到英国后，王应睐便在剑桥大学海里斯博士（L. J. Harris）指导下从事维生素研究。他所建立的维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对于测定食品以及尿等生物样品中维生素B1含量，以及对于缺少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生阶段，王应睐还建立了其他B族维生素的测定法以及维生素C的电位滴定法。后一个方法可以准确地测定在有颜色的组织抽提液中维生素C的含量。由于王应睐的成绩卓然，他在研究生毕业时，获得了免试的待遇，并于1941年获得生化博士学位。
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回国的交通中断。于是，王应睐受聘于剑桥大学Dunn营养实验室，继续从事维生素研究。他和Moore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合成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在英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维生素A过多症》一文，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化研究能力与视野，1943年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D. Keilin）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王应睐提供完整的实验证据，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得到凯林教授的高度评价，也为国外同行所引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王应睐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但又担心这样有才华、有前途的生化学家被埋没。但他没能说服王应睐留在剑桥。当时交通尚未完全正常，王应睐乘船取道印度回国，被中央大学医学院聘请为生化教授。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科学研究更是被挤到一旁，不被重视，就是在中央大学也缺乏实验条件。王应睐一面授课，一面研究维生素与代谢，但困难重重，他的聪明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48年离开中央大学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高级研究员。
（二）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在原来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担任副所长，负责生化方面的工作，开展酶与代谢的研究。分离提纯得到高纯度高活力的水溶性琥珀酸脱氢酶。1955年王应睐与汪猷、薛公绰应邀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化大会，王应睐在会上宣读了关于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论文，受到极高的评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王应睐等在国际上第一个报道了酶与异咯嗪辅基会以共价键相结合。他们提纯琥珀酸脱氢酶的方法是很先进的，即使在今日，生化分离提纯的技术有了许多发展，人们还是采用当时的方法来纯化琥珀酸脱氢酶，只是稍加修改，在提取时不再加氰化钾而已。王应睐等的成就为以后呼吸链有关酶系的分离和重组合的系统研究开辟了道路。1958年凯林教授的另一个中国学生金祖怡利用王应睐等的方法成功地使琥珀酸脱氢酶从线粒体膜上抽提下来，并且重新装配到不含琥珀酸脱氢酶的线粒体膜上去，完全恢复天然呼吸链的性质。这是线粒体内膜中第一个重组合成功的酶。由于王应睐等的成就，1956年，他们荣获国家发明三等奖，王应睐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
王应睐在生化领域中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在五十年代他还研究蛋白质代谢、肌醇六磷酸酶、色氨酸过氧化物酶、桔霉素作用机制、狗尿氨酸羟化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1962年王应睐重新开展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在琥珀酸脱氢酶与线粒体膜重组合的机制以及酶蛋白与异咯嗪辅基的结合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王应睐基础理论研究造诣很深，在研究基础理论课题时他也很重视实际的工作。上海解放初期，南下的解放军战士由于只吃大白菜、豆腐与大米，普遍发生舌头糜烂、下身奇痒与溃烂等症状。上海警备区特请临床营养学家侯祥川教授与王应睐前去会诊，很快就被确诊为维生素B2缺乏症。侯祥川对战士们进行治疗，王应睐则分析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提出有效的措施，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干粮，但是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变质产生哈喇味，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战斗力。王应睐接受了防止干粮脂肪氧化的研究任务。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包括利用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的黄豆粗豆油作为干粮的油脂来源，严格控制干粮中催化脂肪氧化的铜铁离子的含量，以及采用经氧化处理的包装纸等，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1984年，王应睐退居二线，担任生化所名誉所长。他亲自领导一个课题组，并选定方向，对近年来国际上颇受重视的领域——酶与核酸和相互作用开展研究。蛋白质对核酸的相互关系是当前分子生物学中的前沿课题，对于阐明生命功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王应睐在这项工作中，放手让课题组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挑重担，建立技术和方法，设计研究路线，并且对精亮氨酸-tRNA合成酶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采取化学修饰、限制性酶解和基因克隆及基因定点突变等办法获得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三）
王应睐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也是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和领导人。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嘱，根据国际上生物学科发展的趋向，把我国的生化事业建立在先进的立足点上，迎头赶上世界生化发展的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王应睐认为中国生化必须紧紧围绕这门学科的生长点来带动全局，才能使我国生化研究尽快改变落后面貌。1953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以蛋白质、酶、代谢（包括核酸和维生素代谢）为主开展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五十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给生物领域各学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这一新的动向，王应睐及时地加强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并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应重视并重点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七十年代遗传工程技术发展很快，王应睐始终十分关注这项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领域的进展。在他的坚持下，生化所于1975年成立国内第一个遗传工程课题组，以后发展为研究室。当生化所遗传工程研究初具规模时，王应睐就力促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遗传工程这个项目上马。1982年，生化所得到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在细菌中的无性繁殖株，为今后大规模生产预防乙型肝炎的疫苗打下基础。
王应睐在建立生化研究队伍，发现和培养各种人才上做大量工作。这是他为我国生化事业的发展所作的又一贡献。
在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作出战略布局以后，紧接着的任务是要有一批学科带头人来共同工作。解放初，国内生化人才很缺，他密切结合生化学科生长点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国外留学生出了一封又一封邀请信。1951年他首先请到了在凯林实验室工作的邹承鲁。为了给他配备助手，王应睐把跟随自己工作，有发展前途的伍钦荣交给邹承鲁培养，开展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1952年曹天钦回国，开展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王应睐也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并争取了一系列研究蛋白质的先进仪器，保证他的工作开展。之后又陆续请到了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和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为了弥补所内微生物学专门人才的空白，他又争取到周光宇来参加工作，再加上生理生化所成立时归队的代谢专家沈昭文。就这样，一批思想敏锐，年青有为，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科学家组成了一套门类齐全并互为补充的阵容。王应睐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善于发挥和调动各专家的才干和积极性，并使全所上下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形成一个民主和谐的研究集体，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有探讨问题的活跃的学术气氛，有操作严格、秩序井然的实验室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成果和人才的涌现。在此基础上，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在人才培养上，王应睐倡导的成功做法是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我国解放前大学里没有设立生化专业，解放初期来所的青年科研人员几乎都是化学系毕业的，没有经过生化的基本训练。王应睐参照他当年在剑桥的经验，举办了高级生化训练班，既系统讲授生化的最新知识，又强调提高动手能力，掌握研究方法，选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实验，让学员动手去做，从中学习生化大师是怎样做研究的。训练班的对象，开始主要是所内青年科研人员，以后应全国各地的要求，于1961年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训练班，有400多人参加。当年的学员中有许多人现在成了有关单位生化科研和教学的骨干。1979年又在沪杭两地同时举办了一次大型训练班，参加者达到500人。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对于系统传授生化的最新知识，为学员打下踏实的生化基础，用以从事研究或教学，是一种良好的方法。
（四）
作为全国生化研究的带头单位，生化所不仅人才辈出，而且成果累累。代表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成就的两个重大成果——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都是以生化所为主力搞出来的。王应睐为培植这两项成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63年他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参与制定合成方案，调配力量。在合成遇到较大困难时，他坚持组织一支精干的队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协调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之间的关系，1965年9月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难度更大，协作范围更广泛，关系到京沪地区多个单位，这就需要所有单位之间协调一致地互相配合，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可能的。开始时王应睐担任沪区协作组组长，自1977年起，他又挑起整个科研工作的协作组组长的重担，在制定各单位分工，确定酶法合成与化学合成的关系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78年协作组成立了RNA连接酶制备、长片断连接和活力测定三个研究组，大大加快了研究步伐，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
1988年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上，王应睐被授予“特殊成就奖”。这是为了表彰他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生物高分子方面取得的成绩而特设的一项奖励。在授奖仪式上，会议主席、迈阿密大学生化系主任韦任教授向王应睐颁发了一块奖盾，上面镌刻着：王应睐从1958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曾作为协作组组长完成两项杰出的、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一项是1965年人工合成胰岛素；另一项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今天，生化所所以能够赢得国际声誉和国家重视，是与王应睐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清楚地知道多做了科研组织工作会影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他从全局出发，从全所、全国生化事业的发展来考虑，这种无私的精神，像一根红线贯穿着王应睐五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如果说五十多年前当他选择生物化学作为终身事业时想走“科学救国”道路的话，那么，解放后，他从亲身的经历，从新社会的对比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才能给生化事业带来万紫千红的春天。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向党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并在一批老科学家中带头制订了个人的红专规划，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王应睐的规划与决心很赞赏和关心。1958年，王应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念。在1989年6月发生的动乱和暴乱期间，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平暴后，他又主动写信给国外的科学家，说明国内的真实情况，以消除他们的误解。
1984年春天，王应睐担任生化所名誉所长，他十分尊重并全力支持新任所长的工作。他是《中国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的名誉主编，经常帮助审阅英文版稿件。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为基地筹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1987年，在王应睐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由中国生物化学会组织的国际生化会议（IMB）。王应睐作为会议主席，在确定大会报告人，邀请国外学者参加等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IMB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与王应睐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这次会议也为中国生化界赢得了荣誉。
1985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隆重举行“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周年”表彰庆贺活动，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各研究所二十位驰名科坛，功绩卓越的老科学家，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会上王应睐即席发言，他引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勉，表达了他耄耄之年，壮心不已，为发展中国生化事业矢志不渝的一片赤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