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即便小到一个大肠杆菌，也是非常复杂。恩格斯曾说“生命是蛋白质存在形式”，王恩多院士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就是以氨基酰-tRNA合成酶（aaRS）和相关tRNA为研究对象，研究蛋白质合成的原料氨基酰-tRNA是如何被精确催化合成的。她带领的研究组填补了我国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曾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使不少国内外同行慕名而来寻求合作。
一辈子研究蛋白质合成原料如何被精确催化合成
“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保证蛋白质合成的原料是正确的。因为原料如果不对，人就会产生疾病。在基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跟医院的合作比较多。医生们从症状上发现一些致病的点突变和我们研究的这个酶有关系，我们就设法把致病的分子机理搞清楚。第二个方向是对产生疾病的一些病原菌，我们想办法让提供给病原菌的合成蛋白质的原料不正确，使病原菌的某种aaRS的功能丧失，病原菌里的蛋白质合成不正常，从而杀死病原菌。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就能设计和筛选针对破坏病原菌中某种aaRS功能的新型抗生素。”近日，作为上海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之一接受采访时，王恩多院士告诉记者。即便如此，她依然感叹：“生命太复杂了！很多问题我们迄今不清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王恩多年少时，她的表姨妈——著名植物学家吴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片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当时的王恩多虽然不能理解姨妈具体做了什么，但科学的种子由此在她的心田里发芽。在一篇题为《我最尊敬的人》的作文里，王恩多描绘了她对姨妈所从事工作的向往。
但科学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王恩多刚考上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没多久，“文革”就发生了，她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业。文革期间邹先生调到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而热爱科学研究的她始终觉得经历科研的全过程、得到很好的训练很重要，不光是有张研究生毕业文凭就可以了。所以，“四人帮”被打倒后，还在曲阜师院化学系任教的王恩多选择了再次踏上科研之路，向当时任中科院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先生表达了重回生化所的愿望。王应睐先生当了26年中科院生化所的所长，文化大革命十年正是国际上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的十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王应睐考虑如何尽快组织好有限的研究队伍，赶上科学发展的步伐。也许因为“文革”期间亲身经历见证了王恩多真诚、正直的人品，以及对科学的热爱，王应睐马上说：“你可以来复学，我做你的导师！”但由于没有“复学”的规定，他又鼓励她：“再考一次也好，我想这对你不是什么问题。”前后两次考研间隔了整整13年，王恩多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文革”后王应睐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重新回到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成为生化所唯一获得两张毕业文凭的研究生。
王应睐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时就在《自然》上发表了3篇论文，是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有一次，他与王恩多谈起自己的导师凯林教授要他分离马胃里一种寄生虫背部的一条“红线”，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这项工作的程序是先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小小的寄生虫；积累到一定的量后，才能挑这根“红线”；等红线积累到足够的量，才能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过去凯林教授也曾要其他人做这件事，但是很多人一方面受不了马胃中的难闻味道，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量太大，都找借口不做了。而王应睐接了这个课题，知难而进，终于获得了成功。由于是第一次发现，文章发表在《自然》上。很多年后回想，王恩多觉得，通过这个故事，王应睐先生也许是要告诉她“不经寒霜苦，哪得梅花香”的真理。在王应睐先生百年寿辰，王恩多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提到自己的导师20年前曾谈到“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这句话她将永记在心。
从“一穷二白”起带领团队攻克系列技术难关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恩多和团队“白手起家”的时候，要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实验材料就是大家从培养大肠杆菌做起、花几个星期提取的几毫克酶，那点酶也就够做三四次实验。那时在家里，她经常给孩子做的菜就是卷心菜加荷包蛋——因为不用费时间洗菜。
一家人在东安路230弄1号中科院的集体宿舍里住了很多年，16平方米大的房间，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跟她在美国有着基金会的高额赞助，住带游泳池、果树的大房子不能比，但她好像也从来没有动过不回国的念头。
1992年夏天，王恩多被查出乳腺癌。当时她正好有个学者交流的机会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为了不耽误刚起步的研究，她先给对方发信说自己临时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参加，至少要推迟3个月到那里，自己则在接受完肿瘤切除手术1周后就出了院。4个月后，她一个人拖着重重的行李经北京和巴黎转机到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与国外同行开展前沿的合作研究。为了不让对方有思想负担，王恩多丝毫没有流露出病人的迹象，照样像常人那样用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做实验。2年后，当这个秘密在一次闲聊时不经意“泄露”时，法国同行连呼“不可思议”。大病后的王恩多继续乐观地带领团队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建立了有效的研究体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现在的王恩多75岁了，研究组里年轻人的论文，她仍亲自查看原始数据，一遍遍核对，她认为研究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她是研究组长一定要为发表的研究结果负责。她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人，能够参与的事都要参与。“我这个人很幸运关键时刻总是有人帮我。不管什么年代，人都会遇到困难，和周围的人一起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很重要，一个人需要大家的帮助。”王恩多这样向记者总结自己成为一代人中的“幸运儿”的原因。也正因此，年逾古稀的她仍然神采奕奕，除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曾7次荣获中科院优秀导师奖的她还特别关心科普和青年人才的培养，比如第二天将举行的学生毕业典礼，她就坚持要去参加。这也许也来自导师王应睐先生榜样的力量：中国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
原载于《上海科技报》 2019年7月10日 头版
作者：陈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