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5年、回国15年，从中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一名学生到所长，我的切身体会是：赶上了国家科技腾飞的历史契机和中国科研的黄金机遇期。在国外，或许可以很安逸地做一辈子研究，但要成就一番事业，回到祖国是不二选择。
上海生化与细胞所是一家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研究所。王应睐、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均是从海外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一生。上世纪60年代，在生化所大院里，诞生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轰动世界的成果。从我作为一名研究生跨入研究所时，就在这种敢于挑战世界科技前沿、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科研传统熏陶之下成长。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生命科学正处于走出谷底的上升期。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完成免疫学博士后研究后，打算回国效力。当时，国内科研条件还比较艰苦，很多在美国的同学、同行劝我留在国外，但我仍然选择了回来。
2004年10月，我回国建立独立实验室，当年底就被聘为所长助理，参与到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中。这十五年间，生化与细胞所宛如一滴晶莹的水珠，折射出中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光彩。同时，它也犹如春蚕破茧，经历着一次次蜕变新生，不断发展壮大。
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在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经历了一次大合并，整合优势科研力量，向世界前沿发起挑战。这十年间，在鼓励自由探索的研究组长制的科研体制下，生命科学各个学科的力量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研究所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上海占据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半壁江山”的重要力量。
201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新一轮机构改革。上海生科院孕育的科研力量再次破茧而出，纷纷重组形成新型研发机构。生化与细胞所再次成为独立法人，成立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力量，向更宏大的科学前沿目标发起挑战。
得益于国家多年来对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高度重视，如今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已集聚起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三四十岁左右的青年科研人才同样出类拔萃。在与他们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中，我深切感受到一股股澎湃的创新活力。
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作为创新策源力之源的基础研究，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才能不负国家重托，助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将与研究所师生员工一起探索新的科研模式，将自由探索与围绕国家需求集中攻关有机结合。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科研之路，也是我留在国外无法尝试的创新之路。
我相信，再坚持十年，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之时，我国科学研究将会有一番更加恢弘的气象。
原载于《文汇报》 2019年9月6日 第6-7版
作者：刘小龙
整理：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