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挥别不平凡的“十三五”，踏上“十四五”新征程，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从“搭框架”向“强功能”深入推进。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加快突破“硬核”关键技术，也离不开软环境的支撑和赋能。
抢占国际话语权，提升全球影响力，迫切需要一批与科创中心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期刊。经过多年培育，以《细胞研究》为代表，上海一批科技期刊对标世界一流、立足自身特色，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在国际学术期刊界形成了“上海样本”，树立起“中国标杆”。
为此，本报于今天推出长篇通讯《自信之路》，细述《细胞研究》30年发展的历程和启示，以期为各方提供借鉴和思考，希望更多本土科技期刊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
不要总夸耀你们的太阳
不要总以为我星光微弱
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我们的星系
你将发现
我是更加辉煌的太阳
——选自李党生诗集《白光》
“情怀，好像是英语中没有的一个词。正是有了它，我们才在过去十五年，在Cell Research走出了一条自信之路。”
2020年12月4日，《细胞研究》满30岁。在期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为杂志举办的“庆生会”上，《细胞研究》的灵魂人物——常务副主编李党生如是说。
就在这一年，这本扎根上海的本土原创学术期刊，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阵营牢牢站稳了脚跟。2020年6月29日，科睿唯安发布的2019版期刊引证报告显示，《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达到20.507。这也是中国原创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首次超越20。
2006年，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还只有2.161，在国际上籍籍无名。而立之年的《细胞研究》用15年时间，实现了从2到20的跨越。15年来，它何以能够连续不断跨上一个个台阶，几乎以一飞冲天之势跻身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阵营？为此，记者走进《细胞研究》编辑部，回溯这条满是崎岖的奇迹之路，从中也找到了一条满怀理想和激情的自信之路。
院士“托孤”
2005年的一个秋日，90岁的姚錱院士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990年，这位著名实验生物学家、肿瘤学家，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细胞生物学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决定创办《细胞研究》，并担任首任主编。
尽管当年在国内，英文科技期刊读者寥寥，但他坚持“国际化办刊”：全用英文、全球组稿。2002年，《细胞研究》首次获得影响因子，创下了中国人创办出版的科技期刊首次“过2”的历史纪录。
如何才能使《细胞研究》的国际化步伐不因自己的离开而终止？姚錱找来了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裴钢，希望他接任杂志主编。
没有犹豫，裴钢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在他心中也有一个念头：中国科技界需要有一本在世界上站得住、叫得响的好杂志。
进入21世纪，中国科研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展现出腾飞的姿态。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逐年上升，来自中国实验室的优秀论文在世界顶尖期刊上的亮相频次也在不断增加。仅2005年，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就发表了5篇来自中国的论文。
然而，当时的中国科技期刊却因与国际严重脱轨而陷入困境——中国学者做出了优秀工作，投稿一定首选国际优秀刊物。
“总有一天，中国科学家会意识到，论文发表会是一个瓶颈。我们需要自己的发声平台。”裴钢觉得，在中国办出一本国际一流的科技期刊，其重要性不亚于发展一个学科，甚至任务更艰巨、影响更深远。
他要找一个人，可以全力以赴，带领《细胞研究》乘着中国科技腾飞的时代东风，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个人既要具有国际一流的科研学术背景，又要有国际顶级期刊的工作经验，还得愿意来中国担任一本影响因子刚只有2分的学术杂志的主编。
2分是什么概念？且不论历史和口碑，哪怕只看影响因子，在生命科学领域，国际“牛刊”的影响因子一般都不低于10分，顶刊甚至高达20分、30分。通常，生命科学家会在心中给期刊分出10分、8分、5分及5分以下等几个档次，2分可以说是处于整个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底部。
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原先有位应聘者，收到录用意向后，最终选择了一家外资出版社。
就在此时，李党生出现了。
这位从苏北农村走出的好学青年，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博士后。2003年，在他谋求教职时恰好遇上《细胞》杂志社招聘科学编辑，于是他的人生就这么“拐了个弯”。
多年之后，当李党生回想起当初这个职业选择，他发自内心地感慨：“这可能是我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我想回国，有合适的职位吗？”2005年底，裴钢去美国出差，与曾经处理过他投给《细胞》稿件的李党生通电话时，李党生突然问道。
“来Cell Research吧！”裴钢当机立断——就是他了！
其实，李党生原本打算回国建立实验室，做一名研究组长，他从未想过继续科学编辑的生涯。然而，与裴钢一番深谈后，他愿意回国一试，将《细胞研究》打造成一本世界一流学术期刊。
“我出国17年，对国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没关系，主编我兼着，你做常务副主编，全权行使主编的权力。”
可是，薪酬怎么办？按照当时的人事体系，期刊编辑收入非常低。经多方努力，最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员的待遇聘回了李党生。
“我们是会被记入历史的！”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李党生把《孟子 离娄上》中的名句改换了两个字，成了他这15年来，经常对编辑团队说的金句之一。
而这句话，正是《细胞研究》走上腾飞之路的基石。
来稿“满目疮痍”，改稿“血泪斑斑”。2006年2月，坐进杂志主编办公室，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李党生仍感受到了巨大落差——
美国《细胞》杂志是全球公认的顶尖期刊，影响因子超过30，来稿中世界一流水平的比比皆是。而影响因子2.161的《细胞研究》所收到的稿件，莫说科学水平天悬地隔，就连英文写作也不忍卒读。更令他无语心塞的是，当他向作者提出增补实验的要求时，会经常被这样“噎”回来：“如果要修改，我还投2分的杂志干嘛？”
的确，在国际学术界，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层级定位，一旦形成，很难动摇。所以，一本杂志历年的影响因子构成的往往是一根平坦的、略有起伏的线条。科学家们也很清楚，什么水平的工作投哪本杂志，很少“高攀”或“低就”。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潜规则”，让《细胞研究》走出一条不断跨越的上扬曲线？“自重”就成了关键而艰难的第一步。
在一篇篇来稿中淘出尚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论文，一处处修改订正语言错误……随后的四五年里，除了坚持在低分杂志中极为罕见的论文预审淘汰制度之外，《细胞研究》额外增加了一道很多期刊都没有的程序——主编终审修订，即使论文审核到了最后关头，一旦发现科学问题，也不予发表。
“别人可能不把你当回事，但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把自己当回事。”李党生对编辑部里的每一位编辑说，在科学面前，不管影响因子高低，期刊都要有足够的尊重，只要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论文，凡是在《细胞研究》上发表的，就必须打扮得体地呈现。
一直跟随在李党生身边的编辑程磊清楚地记得，当时一篇论文有几百处修改是常态，整个文档的修改标记往往“一片红”，相当于将论文重写一遍。最多一篇修改甚至多达一千多处，李党生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细胞研究》是一本月刊，每期刊发约十几篇论文，每篇都这么修改，工作量该有多大！且不说起早摸黑、没有休息日，李党生还就此落下了一个被妻子宗丽娟“抱怨”的话柄。
2008年10月，她进医院剖腹产，李党生前后只陪了三个小时，就赶去办公室处理稿件了。李党生有时会辩解，早一天送她住院时，自己还是陪的，虽然手头还带着一篇特别着急的论文在产房里修改。
这篇论文报道的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大鼠中建立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细胞”，小鼠的胚胎干细胞系建立已经多年，但在大鼠上还是首次。这对于影响因子正在向5冲击的《细胞研究》而言，是一篇难得的高水平稿件，且迫切需要抢时间发表。10月15日论文刚接收，次日李党生就在产房里改定了文章，10月17日儿子出生那天，交给印度的生产线排版制作，11月4日论文上线发表。
每当有新人加入编辑部，李党生都会对他们说，除非真想做好这份工作，不然就不要来《细胞研究》，这里不是“科研淘汰者”的后花园，“我们这个团队是会被记入历史的！”
2017年初加入编辑部的姜姝姝，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博士时，就听说过国内有一本《细胞研究》，当时想当然地以为国内8分的杂志在质量上肯定无法与国外杂志相比。直到进了编辑部她才发现，《细胞研究》的文章质量之高，其实超出了国外同分杂志。
“曾经有同学开玩笑，实在不行还能发个《细胞研究》毕业，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经过在编辑部三年的严格训练，她现在经常一眼就能看出许多学术刊物上的差错——《细胞研究》对于实验和数据的要求之严格，完全不亚于世界顶刊。
在93%的拒稿率下，现在一些在《细胞研究》落选的论文，还可以转投CNS（《细胞》《自然》《科学》）的子刊发表。可又有谁能想到，在2006年下半年，《细胞研究》刚与自然出版集团合作签约时，李党生连向《自然-细胞生物学》（NCB）主编提出“推荐一些你们杂志的退稿给我们”的要求，都感觉冒犯了对方。
已经在加拿大获得副研究员教职的鲁立，两年前随丈夫回国发展，成为《细胞研究》的编辑。原本她以为，以自己的学术背景，胜任工作绰绰有余，可没想到几乎天天处于“挤脑汁”的状态——任何一篇稿子，哪怕被拒的稿件，也要列出其主要科学问题、科学方法、大致定位；和李党生一篇篇“过稿子”时，还要说出稿件在领域中的重要性，大概可以投哪个层次的杂志。
每当感到辛苦时，鲁立会想起自己在国外也会因语言、文化背景等问题，受到一些不太公正的待遇。她强烈意识到，中国科学家需要更好的发声平台。在李党生的带领下，鲁立觉得在《细胞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意义和信心。
如此“人情稿”
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上不去，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科研成果。
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出产的科学论文在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库中的数量已从1万篇飙升到了8万篇，与日本处于同一水平。同时，高影响力（引用率大于20）的中国论文数量增长了数十乃至上百倍。
2007年2月，“自然中国”网站开通。作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该网站以宣传中国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目标。
这足以说明，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已经引起了国际科技期刊界的关注。国内科技期刊之所以争取不到好稿，说到底还是“技不如人”——审稿不严、发表时滞太长、编辑学术水平低，“吓”走了大批优秀论文。
就在引进李党生的同时，主编裴钢启动了《细胞研究》与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使期刊可以“借船出海”，更容易被世界同行看见。
要改变人们心中的成见，不能坐等被发现。于是，李党生给编辑们下了一个硬任务——走出去。而他自己更是从岳阳路的院子里入手，跑进一个个实验室，结识一位位科学家。
岳阳路319号、320号的大院里，集中着中科院在上海的生命科研主力军。在当时，那几乎就代表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直接去约稿？显然收效甚微。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李党生一直奉行的格言。当时，国内科学家尽管热切希望在最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于研究本身适合哪种杂志、如何与编辑在投稿改稿上进行交流沟通，却如同黑箱一般难以捉摸。曾经身为《细胞》科学编辑，李党生深谙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之道。于是，从“顶刊发文咨询”开始，他一步步融入科学家们的实验室。
2006年底，李党生为《细胞研究》争取到了第一篇远超当时自身水准的论文。
那天，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军兴高采烈地约李党生去办公室。一篇令他修改得十分苦恼的论文，在李党生的建议和帮助下，终于被一本10分以上的杂志接受发表。
“我还有一篇关于DNA修复的论文，被一本十几分的杂志拒了，你有没有兴趣看看？”陈正军在聊天中突然抛出的一句话，令李党生顿时有种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感觉。
“给我们！我们用绿色通道发表！”李党生当机立断，生怕这条件还不够有吸引力，表示可以推荐给国际“牛刊”发表点评文章。
望着一脸诚恳的李党生，陈正军将稿子交到了他手中。
于是，整个编辑部为这篇论文加班加点。不久之后，论文在线发表，不仅NCB进行了全文点评，连《细胞》杂志也发表了简短评论——两本顶刊同时为一篇发表在低分期刊上的成果发表点评，可谓前所未有。
随着李党生帮助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情稿”也日益增加。不少该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在论文投稿顶刊受挫后，就会想到《细胞研究》的快速通道和绿色通道。
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向《自然》投了一篇论文，此后杂志编辑提出要将论文中肺癌样本的例数从100多例增加到1000多例——这样的修改要求，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有一天，他看到《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结果部分相关的论文。学术竞争如此激烈，就在于“只有第一”，如果再拖一两个月，他们的原创工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
其实，张辰宇也明白，论文的价值在于发现本身。言外之意，价值并不在于发表论文的杂志的档次。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论文不发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就算不上好成果，这着实让他苦恼。
当张辰宇征求朋友意见时，不少人都建议“找党生”“投《细胞研究》”。于是，他带着《自然》的审稿意见，将论文改投《细胞研究》。李党生带着编辑团队全力以赴，在48小时内审稿完毕，并在修改后立刻安排发表。这篇原创论文在2008年9月3日上线发表，由于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细胞外RNA”的新领域，论文迄今为《细胞研究》贡献了3330次引用，创下该杂志“单篇被引次数”的新纪录。
两年后，张辰宇又将一篇力作投给《细胞研究》。自然出版集团再次为它向合作媒体进行了新闻发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张辰宇研究团队在《细胞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已不下10篇。
正是靠着这样一篇篇纷至沓来的“人情稿”，《细胞研究》成功实现了影响因子从2分到5分、8分的跨越。
然而，对于另一类人情稿，李党生却立出规矩，严格拒绝。
15年来，最让李党生感到庆幸的是，《细胞研究》的主办单位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现名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给予《细胞研究》的支持。
要办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就不能把它当成给自家提供便利的“一亩三分地”。正是有了理念上的高度认同，《细胞研究》才能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细胞研究》有这么一条规矩：如果科学上不够好，让谁托关系都没用。
最让李党生感动的是，裴钢身为主编，却从没塞过来一篇人情稿。哪怕是曾经为杂志撰写过权威综述、以优秀论文为提升杂志影响因子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朋友，也不例外。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研究员杨运桂曾在《细胞研究》发表多篇代表作，又曾应邀撰写综述，两年贡献了180多次的引用。可李党生对他的投稿要求是“至少要达到你2017年代表作的水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杨运桂将自己的一篇相关论文投到《细胞研究》，就被编辑“无情”地推到了《细胞研究》的子刊《细胞发现》上，因为它还缺乏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够不上《细胞研究》目前的论文发表标准。
但杨运桂坦言，在这种“拒绝”中，他看到的是对科学的虔敬和尊重，他甘之如饴地接受。
中国的本杰明卢文
“我当选院士列出的十篇代表作，其中有三篇发表在《细胞研究》上。如果只让列出五篇，那么有两篇是发在你们杂志上的。”2020年9月，杨运桂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他给李党生发来短信。
过去十多年，《细胞研究》发表了大量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性成果，其中有相当部分因为创新性太强，难以被顶刊所接受，而李党生却敢于拍板发表。
要知道，探索完全未知的世界，每一步都踏在对与错之间。只有更多后来者、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才能知道最初的发现是一个突破还是一场误会。
最终，时间证明了李党生的魄力和眼光。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将李党生称为“中国的本杰明卢文”。本杰明卢文是美国《细胞》杂志的首任主编，业内评价他具有独特的学术眼光，敢于顶住审稿人的负面意见，拍板发表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或未有定论的论文。
无论是院士、诺奖级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都知道，找到《细胞研究》，好工作几乎不会被冤枉。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立对此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2014年，俞立课题组在细胞外发现了一种长得像石榴的结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细胞器，将其命名为“迁移体”。他立刻把论文投到了领域内最好的国际期刊。
可是，当看到“补充更多信息和证据”的审稿人意见时，俞立心里就像翻了个儿：意见很中肯，可要回答这些问题，至少需要再花几年。这怎么可能等得起？这时，俞立想起了曾经打过一次交道的《细胞研究》。
从收到论文的那一刻，编辑团队就明白了俞立的难处：细胞生物学发展到现在，再要发现一个新的细胞器，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发现一片新大陆。同行自然希望看到更确切的证据，但没有一项原创性发现是可以用一篇论文穷尽的，甚至用于研究新发现的手段、工具都可能有待研发。
“几乎没有哪个极具原创性的重要发现，是仅仅通过一篇论文来完成的。”李党生掂量再三，决定先让这篇论文发表，而且作为2015年第一期的封面文章。同时，编辑部还约请同领域的权威专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桑德拉施密德为论文撰写点评。桑德拉出于慎重，又找来自己的同事，联合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们在评论中写道：“迁移体”的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惊人”的线索，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很多途径。
之后，俞立团队又用了整整五年才获得了“迁移体”的关键功能性数据。2019年8月，他将这些成果以“背靠背”形式（相互独立又互有关联的论文）的两篇论文，同时发表在《自然-细胞生物学》上。
2020年9月29日，他再次在《细胞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迁移体”的机理研究成果。这个崭新概念开始逐渐被国际同行所接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随着科研发展，很多顶刊都喜欢跟踪热点课题，要求完整的故事，一些真正全新的发现反而很难在顶刊上发表。”如今，俞立已将《细胞研究》作为自己投稿的首选期刊之一，“我有了新论文，总会第一时间送给党生看。我欣赏他对科学的敏锐，更相信他的判断”。
提前五年预见一个原创性成果并敢于发表，这是多么不容易。然而，过去15年，这样的成功预见在《细胞研究》数不胜数：张辰宇关于小RNA在哺乳动物体内的系列研究、杨运桂关于RNA甲基化修饰的研究，无一不是在《细胞研究》上首发，继而引起了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关注。
这种独到的学术鉴别力，甚至使《细胞研究》在某些时候走到了世界顶刊的前面。
2015年12月15日，中科院院士张亚平关于狗的起源研究在《细胞研究》刊发后，引起《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国际媒体关注，而《科学》杂志直到半年后才刊登了一篇结论相似的论文。2020年，张亚平又在《细胞研究》上发表关于鸡的起源论文，《科学》发表点评文章称其为“里程碑式的进展”。
2020年6月初，《细胞研究》发表了一项神经递质受体在关闭和激活状态下的不同结构的研究，而《自然》两三周后才相继发表了三篇同一受体结构的论文。
与中国科学一起腾飞
2020年12月24日凌晨五点，李党生妻子宗丽娟的微信上，收到了沈佳博士的一段报喜留言：两年前获得李党生指导的研究终于发表在《细胞》上。如今正在美国做博士后的他，第一时间向李老师表示感谢。
为专注工作，李党生多年来只用老人机，坚持不用智能手机，不用微信。于是，在微信上，宗丽娟就成了他的“代言人”。
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朋友会通过短信分享自己的喜悦。2020年初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李党生的老人机突然震了几下，原来是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曾艺的短信，她的一篇关于发现胰岛干细胞的论文正式被《细胞》接受了。她在收到邮件接受函的第一时间就发短信给李党生，浑然忘了此时正是人们香梦沉酣之时。
“每每收到这样的短信，也是我最为欣慰的时刻。”这些短信，李党生一直存在手机里，不舍得删掉。
身为全职期刊编辑，李党生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可打开他的简历，却赫然看见有他署名的论文竟多达60余篇，有的还是发在CNS（《细胞》《自然》《科学》）的论文。
“这都是朋友们的工作，他们为主，我只是有一点点智力贡献。”李党生解释说。
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如果对研究工作没有实质性贡献，一般是不可能在论文上署名的。真相只有一个：在交流中，李党生给出的建议对研究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
为国内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提供科研和论文发表建议，这是李党生从回国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努力。
离陕西南路不远，有一家COSTA咖啡店、一家得和茶馆。每逢周末，李党生就是这两家店的常客。约在这里的，多是来自全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或专程、或顺路来与党生聊聊自己的研究。
“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他认为，只有把自己当做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份子，不求任何现实利益的回报，才能与科学家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只做雪中送炭之人，不求做锦上添花之事”，是李党生一向的做人原则。多年来，他给太多年轻科研工作者以帮助——从在读博士、博士后，到刚独立的年轻课题组长，对李党生而言，帮助他们少走科研上的弯路，看到他们迅速成长，特别有成就感。
宗丽娟说，李党生的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帮助年轻人，因为他一直学不会主动去追科学大佬。李党生觉得，大佬已经很牛了，不需要他太多的帮助。正因如此，生命科学界的专家教授们都非常理解、尊重并支持他。
“眼光很毒辣，性子很直爽”，这是我国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对李党生的评价。剪接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是施一公最得意的研究工作。在他最重要的十几篇论文中，有三篇发表在《细胞研究》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中国在国际科技期刊界树立起一个标杆”。最近，他聘请李党生为西湖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主要任务就是为学校的年轻科学家进行论文写作和实验提升等方面的指导。
李党生对细胞生物学领域有多熟悉？有人说，全中国能跑到的实验室，他几乎全跑遍了，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课题组长。有人称他为“行走的图书馆”，只要提个头，他就能把这个领域的情况头头是道、条理清晰、体系完整地分析出来。
李党生的威信究竟有多高？张辰宇说，党生对他课题组学生的实验建议，比自己的话还管用。一次，李党生应张辰宇之邀去为学生指导实验。在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他给张辰宇打了个电话，认为有一项实验必须补充。学生收到建议后，第二天就动手做起来。张辰宇哭笑不得：“其实之前我也给过相同的建议，学生似乎没听进去。”
在科学研究中，批判与质疑是常态。身为科学共同体的一份子，李党生永远将科学放在第一位。有了这个原则，在学术纷争中，《细胞研究》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态度。
2020年3月，我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对2019年10月发表于《细胞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提出质疑。《细胞研究》在7月6日按国际学术常规，全文发表了饶毅的来信。此后,期刊也刊发了作者对饶毅来信的答复。
“我们允许基于科学的、理性的质疑和思辨。”李党生说。
来信发表次日，饶毅在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发文予以肯定：“这是我国比较罕见的按国际学术规则，公开发表严肃质疑性质的来信。为我国科学界引入了理性辩论、合理质疑、负责任地批评的学风。”“《细胞研究》这一举措表明：我国也有学术刊物，不仅希望卓越，而且希望有道德、有原则”。
科学家优先、科学“置顶”、摆正期刊与编辑的位置——这是李党生归纳的“科学编辑之道”。他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内的身份太复杂，不同场景下，可以是论文作者，又是读者，还可以是审稿人。所以，期刊编辑必须理清这几层关系：作为期刊用户，必须优先服务科学家；但科学必须“置顶”，要确保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李党生时常这样提醒自己和团队：“不要问科学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帮科学家做什么。”在他看来，编辑必须把自己放在期刊的前面，成为期刊的实力担当，看到好成果就要主动出击。
同时，编辑又要将自己置于期刊之后，“荣耀属于期刊，不是个人光环”。他认为，编辑始终要保持谦逊，保持对科学和职业的敬畏之心，不能觉得自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作为科学期刊编辑的成就感从何而来？“如果你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方式为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这还不足以令你有职业自豪感，那只能说明你入错行了。”
更艰巨的“登顶”之路
用15年成为国际顶刊，创造奇迹之后，《细胞研究》的路在何方？
放眼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几乎都随着科学中心的兴起而兴起。十九世纪英国因其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由此奠定了《自然》杂志的顶尖地位。二十世纪的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于是《科学》杂志崛起。此后，细胞分子生物学革命造就了《细胞》杂志。本世纪日本、韩国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中国科研的腾飞，使得亚洲迅速崛起，新的世界科学中心正逐步形成，而这将是《细胞研究》问鼎世界顶尖期刊的历史契机。
事实上，这15年的攀登之路并不好走。《细胞研究》在收获越来越来多认同和肯定的同时，也要直面各种质疑：“影响因子一路上扬，是不是‘灌水’操作？”“一年发稿量不到200篇，分母小，影响因子当然上得快！”
李党生坦言，在期刊发展早期，高质量的综述和专刊的确为影响因子的增长作了不少贡献；但当影响因子超过10之后，《细胞研究》的进步基本都是靠一篇篇原创论文质量的提升，实打实“挣”来的。在影响因子破8之后，《细胞研究》用了三年来“挤水分”，将发表论文的质量“基线”稳定在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要大幅提升发稿量并不现实，中国科技期刊要‘破圈’办出精品，只有走小而精的路线，先在行业内树起质量标杆。”相比发稿量，李党生更看重论文质量。
要知道，当《细胞研究》影响因子破5、破10的时候，李党生收到的祝贺短信、邮件，其火爆程度远超2020年破20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将CNS（《细胞》《自然》《科学》）所处的位置比作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么如今的《细胞研究》已经到了相当于海拔8000米的高处，离“登顶”只差最后一段。
李党生清楚，“登顶”之路，会比前面所有走过的路都更加艰难。这需要胸怀，更需要情怀。
在《细胞研究》30周年的“庆生会”上，张辰宇说，等到杂志四十岁时，他希望讨论的是，有多少发表在这本期刊上的成果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比起影响因子，期刊在科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更需要长期的高质量办刊水平去慢慢塑造和培育。
“From China，for the world（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是李党生为《细胞研究》定下的办刊宗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让全球该领域科学家都愿意将最优秀的论文投稿到这本杂志。
令李党生感到自豪的是，目前编辑部团队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期刊的水准。前两年，编辑部有两位编辑离职之后，先后成为《科学》杂志和《自然》子刊的科学编辑。
而目前,在《自然》的平台上，《细胞研究》的影响力隐然有超越其他子刊之势。2020年，《细胞研究》刊发的一篇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论文，在《自然》平台上获得的下载和引用次数甚至超越了一篇比它早一天发表的《自然》主刊上的论文。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细胞研究》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华人科学家群体中。大约三四年前，李党生曾尝试在海外派驻或雇佣编辑，让他们可以直接走进国际一流实验室，与海外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第一时间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信息，也让更多海外科学家更直接地了解并体验这本来自东方的学术杂志的一流服务。
最近，《细胞研究》的主办方还计划在多方支持下筹建独立投审稿系统和发布平台，为我国科技期刊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型探路。
“服务国家战略，将《细胞研究》打造成世界顶尖期刊，成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的话语权平台制高点。”李党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和更多中国科技期刊同行在“珠峰”峰顶会师。
在杂志“庆生会”上，李党生用“情怀”两字来概括自己对期刊事业的热忱：“我们着眼的，不仅仅是一本期刊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看重的，是推动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他坚信，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终将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
原载于文汇网 2021年1月1日
作者：许琦敏
